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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6日晚8时20分,中山纪念堂,灯光与烟花映衬,广州2010亚运会会徽揭开了面纱。他与大会宣布的设计者、留着一头长发的张强一起接受了音乐、礼花与掌声。第二天,在刚落幕的广州首届国际设计周展览上,张强同样站在这个平面设计师梦寐以求的荣誉标志旁,对领导、媒体与观众侃侃而谈。
24岁的吴仲旻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这个面形棱角分明的青年,在线条柔美上升、造型酷似五羊与火炬、金红黑三色过渡辉映的标志面前一动不动的站了很久,然后哭了起来。
“激动,是因为自己设计的标志被选上了;然而我又觉得不公平,没有获得应有的名分。”事后,吴仲旻说。
在广州亚组委的官方网站上,张强是亚运会会徽的“创意、设计”,张毅、吴仲旻、李陈嘉被列为“参与设计”。
12月7日,吴仲旻向2010年亚运会组委会递交申诉材料,并准备从司法途径争取“至少与张强平等”的亚运会会徽的署名权。
尽管多年来关系密切,吴仲旻这一回却用“仁至义尽”去形容它与张强的关系——向张强让出亚运会会徽的著作权,签下不公平的协议。他甚至认为张强连协议都没有兑现:“张强只把我作为参与者,并在各种场合可以淡化我的作用,这与事实大大不符。我曾尊重他是老师,又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有资格参与亚运会会徽最后阶段的提案),主动让出了第一署名权,可他连第二署名权都没有给我留下。”
不谋而合的“五羊”创意
吴仲旻家在广东中山,2001年以全省前十名的专业成绩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广美”)装潢设计系,又以美院最高分毕业。年初,他考上“世界顶级设计师摇篮”——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硕士研究生班。
吴仲旻与张强的合作由来已久。张强毕业于株洲工学院,2001年获得日本爱知县立艺术大学艺术硕士,回国后一直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并在课堂上与吴仲旻认识。吴仲旻说,这些年张强对他“就像一个保护罩那样”热情,甚至还带他去日本东京游玩。张强创立的的广州众家设计有限公司规模较小,不超过5人,吴仲旻就不时到他公司帮忙做设计。
6月中旬,当吴仲旻位攻读雅思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进修时,广州亚组委正式启动了征集亚运会会徽的的活动。张强,作为评审团成员之一,同时也在组织会徽设计。
远在北京的吴仲旻接到了张发来的信息:希望吴能帮忙出一些方案,还向他传达了一个“亚洲窗”的创意。但吴仲旻并不认同张强看重的这个概念。在北京的街头和朋友讨论时,他觉得:“和运动一点关联都没有”。随后,在二外的教室里,偷懒画画的吴仲旻描出了一个以五羊为基础的草图。“当时我一直在想,什么东西人家一看就觉得是广州?所以想到了五羊,这个创意其实很多人都能想到,只是没有人把它设计制作好。”
不过,在8月15日截稿前,吴仲旻从未向张强投送过一改五羊草图为创意的设计作品。他也没有想到,“五羊”后来会成为亚运会会徽投标的关键创意。
8月15日以后,以广州美术学院装潢系系主任胡川妮为首的会徽评审团在2555件应征作品中选出了10个入围作品。但这些作品最终都未被亚组委和亚奥理事会通过。
于是,10月份,征集亚运会会徽的活动景如了第二阶段。广州亚组委对本地几个设计单位——白马、黑马、王序和张强成为该阶段会徽方案的主要提供者,并提交100多个新方案。胡川妮向记者介绍,在此期间,张强的“跑道+亚洲窗”的概念受到评委会好评.
熟悉评审过程的知情人士透露,政府方面非常重视会徽的设计工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哲夫曾与四个设计单位逐个交流、鼓励;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学建筑出身,懂设计,还向张强提出过“把羊与跑道结合起来”的建议。
“领导的建议对最后采取什么创意的设计非常关键。”这位知情人士说。许瑞生的思考与广州城的集体意识相当一致,记者注意到,从各大媒体在徽标发布后的情况来看,以“羊”为创意的诉求广受好评。
一个原创亚运会会徽的诞生
亚运会会徽的诞生过程
10月中旬,第二阶段的设计工作进入了冲刺的阶段:四个单位只剩下王序和张强在竞逐。就在此时,吴仲旻应张强邀请从北京返回广州,全力投入到会徽方案的设计中。
20日提案截止前的前一天晚上,对吴仲旻来说是一个关键之夜。在张强公司的办公室,张强把他的“窗口”创意交由李陈嘉处理;他也向吴提出意见:“能不能做一只羊”,并给他一张以飘带为构成的羊状草图。但被朋友形容为“一向特立独行”的吴仲旻这次依然没有理会飘带设计。“我回想起在北京描过的羊。因为曾经设计过,所以从构思到草图,我总共花了不到30分钟就把黑白草图勾出,还把它扫描下来。”
这张原创草图的扫描稿,现在成为吴仲旻争取会徽署名权的第一证明。
吴仲旻回忆,当时几位设计师一起通宵达旦工作,张强不停在各人之间来回走动,时不时提些意见,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带着行李匆匆赶往日本。就在那个晚上,吴仲旻仔细对草图进行了修改、定型,还在张强的指导下与张毅一起上色,最终形成了一个有造型有色彩的设计方案。
那天工作到拂晓,吴仲旻把设计方案放到了交给评审会的PPT文件里。在送去打印的路上,他实在熬不住了,先跑回家大睡。
两天后的10月22日,已回到中山家中的吴仲旻在饭桌上接到电话,但后大叫起来:“妈咪,我中标了!”
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设计投标时,如果以公司或团队的名义,作品的署名应该是公司或团队。张强是用自己的名字进行投标,因此,他请向吴仲旻这样的学生进行松散的设计合作,如果在投标前没有签订作品署名协议,一旦中标,署名就会成为复杂的问题。
年轻的吴仲旻当时并未在意。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首次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奇怪和不安。知道中标消息后的第二天,他留在公司的原创草图“不翼而飞”,而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这是证明作品已出的最好物件。
署名权的谈判
一位平面设计界的设计师形容,设计师们非常注重作品(尤其中标作品、得奖作品)的署名权。“奖项与中标能代表设计师的专业水平、地位与名誉;能代表政府与公众的承认;而且中标者更容易获得相关的后续设计的机会。”
吴仲旻心里其实早已认定自己是这个标志的主创者。在他看来,这个形象从设计、制作到完稿都是他独立完成,只有色彩是张强与张毅有所参与。
但在后来与张强协商署名权的过程里,吴仲旻说他没有在意第一署名权,“即使张强是第一作者都可以。”他觉得,毕竟这个机会(参与最后的提案竞逐)是张强提供的,后者又曾是他的老师,带过他,两人关系一直很好。
中标一个多星期后,吴仲旻从中山赶回广州,根据专家意见将中标稿修改成后来发布的亚运会会徽后,便开始与张强商讨署名权问题。第一次是几个人都在场的讨论,吴第一次提出成为核心署名的要求,张强没有表态。
离26日标志发布期越来越近,吴仲旻两次约张强商量。按照吴事后描述,张强多次强调,政府、评委会“默认我就是这个会徽的作者,你不可能是这个标志的核心设计师”,并表明吴放弃争取的话,今后在事业上会给予各种支持。
“当时我的要求并不高”吴说,权衡之后他也只是希望能得到官方的署名证明,以及在公开场合提到亚运会会徽作者时都会出现自己的名字。会徽正式发布的前一天,吴仲旻与张强终于达成了协议。
吴事后形容,“时间紧迫,闭着眼睛,签了一份自己都没看清楚的协议。”
记者从这份协议上看到,吴仲旻被称作“众家公司的核心设计师”而非他一直诉求的“亚运会会徽核心设计师”。协议上还规定,除2006年11月26日标志发布外,在以后发布该徽标署名权的正式场合,需出现设计者个体署名时,以张强、张毅、吴仲旻、李陈嘉为序列的名字必须同时出现——“张强认为,12月26日大会宣布他是设计者,他无法控制,但其他场合可以。”吴解释道。
但吴仲旻还是失望了。11月26日发布会以后,官方网站上宣布亚运会会徽创作者,“创意、设计”是张强,其他三人是“参与设计”;在各大媒体的报道里,徽标的创作者都是以张强的名义出现;在个别报刊的长篇报道里,张毅告诉记者,这个会徽是张强率领的8人团队的奋斗结晶。
吴仲旻说,唯一所有人都露面的机会,是胡川妮、张强、张毅、吴仲旻、李陈嘉都参加的一次网络访谈里,不过最后在网络上公布的是胡川妮、张强的内容,也唯有在这次访谈里,张强盛赞了吴仲旻,但始终没有向观众提过,吴是这个徽标的设计制作者。
12月6日,记者多次拨打张强电话,欲征求上述事情。但张以“不方便说话”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最后的选择
11月28日,吴仲旻看着受伤的一大堆报纸,非常后悔。自己签署的协议导致了今天署名权旁落,“乃至落到张毅后面”的局面——张毅是张强的妹妹,也曾在日本留学,现是众家设计公司的视觉总监。但吴仲旻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不公平的协议,张强的承诺还是没有做到”。
从28号开始,吴仲旻与父亲,连续两次在广美附近的酒店和张强夫妻、张毅谈判,感觉被愚弄的他还在争取那一点点权利。“至少我的名字不应该落在张毅后面。”他强调说。吴的父亲则告诉记者,在争议的那些天里,他们受到了不同方面的恶意性质的压力。
他也不甘心只获得“参与设计”的名头,希望至少能与张强一起,并列成为亚运会会徽的主创者。
就在唯一有众人露面的那次网络访谈中,会徽评审团评选主任胡川妮公开肯定了吴仲旻的才华和对徽标的重要贡献。在会徽正式发布前一周《南方都市报》曾率先报道广州设计界内有声音至一会徽有抄袭5月份‘举办的“网游动漫总动员”火炬创意之嫌,而吴仲旻的设计制作过程,“从一个侧面反击了流言,反映出创作者并没有抄袭”她说。
不过,胡川妮并不认同吴仲旻的申诉作为。“这次亚运会会徽的评选活动有其特殊性,吴仲旻的参与方式令他失去了创作者署名的机会。”她向记者解释,如果吴仲旻是在8月15日(向社会征稿的截止日期)前提交这个“羊”的提案,他就可以获得以作品的独立身份署名;但后来张强被有关部门制定再设计时,无论两人是否有合同关系,通过张强提交的作品最后署名都只能是:张强
在广州《十一五规划纲要》里,创意产业被列为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被认同为亚运会会徽的设计者以后,张强和他的众家公司,在这个有志于成为中国“设计之都”的城市里,已成为海归创意产业的明星。
熟悉行业的人士表示,在设计行业,个人署名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个人创作。一个署名的合法与合理性,关键在于创作参与者之间事先的协议是否清晰。而对于青年设计师们来说,自己创业,还是先依附有行业资源力的团队、“老师”,通常是一个艰难的衡量过程。
24岁的吴仲旻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这个面形棱角分明的青年,在线条柔美上升、造型酷似五羊与火炬、金红黑三色过渡辉映的标志面前一动不动的站了很久,然后哭了起来。
“激动,是因为自己设计的标志被选上了;然而我又觉得不公平,没有获得应有的名分。”事后,吴仲旻说。
在广州亚组委的官方网站上,张强是亚运会会徽的“创意、设计”,张毅、吴仲旻、李陈嘉被列为“参与设计”。
12月7日,吴仲旻向2010年亚运会组委会递交申诉材料,并准备从司法途径争取“至少与张强平等”的亚运会会徽的署名权。
尽管多年来关系密切,吴仲旻这一回却用“仁至义尽”去形容它与张强的关系——向张强让出亚运会会徽的著作权,签下不公平的协议。他甚至认为张强连协议都没有兑现:“张强只把我作为参与者,并在各种场合可以淡化我的作用,这与事实大大不符。我曾尊重他是老师,又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有资格参与亚运会会徽最后阶段的提案),主动让出了第一署名权,可他连第二署名权都没有给我留下。”
不谋而合的“五羊”创意
吴仲旻家在广东中山,2001年以全省前十名的专业成绩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广美”)装潢设计系,又以美院最高分毕业。年初,他考上“世界顶级设计师摇篮”——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硕士研究生班。
吴仲旻与张强的合作由来已久。张强毕业于株洲工学院,2001年获得日本爱知县立艺术大学艺术硕士,回国后一直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并在课堂上与吴仲旻认识。吴仲旻说,这些年张强对他“就像一个保护罩那样”热情,甚至还带他去日本东京游玩。张强创立的的广州众家设计有限公司规模较小,不超过5人,吴仲旻就不时到他公司帮忙做设计。
6月中旬,当吴仲旻位攻读雅思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进修时,广州亚组委正式启动了征集亚运会会徽的的活动。张强,作为评审团成员之一,同时也在组织会徽设计。
远在北京的吴仲旻接到了张发来的信息:希望吴能帮忙出一些方案,还向他传达了一个“亚洲窗”的创意。但吴仲旻并不认同张强看重的这个概念。在北京的街头和朋友讨论时,他觉得:“和运动一点关联都没有”。随后,在二外的教室里,偷懒画画的吴仲旻描出了一个以五羊为基础的草图。“当时我一直在想,什么东西人家一看就觉得是广州?所以想到了五羊,这个创意其实很多人都能想到,只是没有人把它设计制作好。”
不过,在8月15日截稿前,吴仲旻从未向张强投送过一改五羊草图为创意的设计作品。他也没有想到,“五羊”后来会成为亚运会会徽投标的关键创意。
8月15日以后,以广州美术学院装潢系系主任胡川妮为首的会徽评审团在2555件应征作品中选出了10个入围作品。但这些作品最终都未被亚组委和亚奥理事会通过。
于是,10月份,征集亚运会会徽的活动景如了第二阶段。广州亚组委对本地几个设计单位——白马、黑马、王序和张强成为该阶段会徽方案的主要提供者,并提交100多个新方案。胡川妮向记者介绍,在此期间,张强的“跑道+亚洲窗”的概念受到评委会好评.
熟悉评审过程的知情人士透露,政府方面非常重视会徽的设计工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哲夫曾与四个设计单位逐个交流、鼓励;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学建筑出身,懂设计,还向张强提出过“把羊与跑道结合起来”的建议。
“领导的建议对最后采取什么创意的设计非常关键。”这位知情人士说。许瑞生的思考与广州城的集体意识相当一致,记者注意到,从各大媒体在徽标发布后的情况来看,以“羊”为创意的诉求广受好评。
一个原创亚运会会徽的诞生
亚运会会徽的诞生过程
10月中旬,第二阶段的设计工作进入了冲刺的阶段:四个单位只剩下王序和张强在竞逐。就在此时,吴仲旻应张强邀请从北京返回广州,全力投入到会徽方案的设计中。
20日提案截止前的前一天晚上,对吴仲旻来说是一个关键之夜。在张强公司的办公室,张强把他的“窗口”创意交由李陈嘉处理;他也向吴提出意见:“能不能做一只羊”,并给他一张以飘带为构成的羊状草图。但被朋友形容为“一向特立独行”的吴仲旻这次依然没有理会飘带设计。“我回想起在北京描过的羊。因为曾经设计过,所以从构思到草图,我总共花了不到30分钟就把黑白草图勾出,还把它扫描下来。”
这张原创草图的扫描稿,现在成为吴仲旻争取会徽署名权的第一证明。
吴仲旻回忆,当时几位设计师一起通宵达旦工作,张强不停在各人之间来回走动,时不时提些意见,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带着行李匆匆赶往日本。就在那个晚上,吴仲旻仔细对草图进行了修改、定型,还在张强的指导下与张毅一起上色,最终形成了一个有造型有色彩的设计方案。
那天工作到拂晓,吴仲旻把设计方案放到了交给评审会的PPT文件里。在送去打印的路上,他实在熬不住了,先跑回家大睡。
两天后的10月22日,已回到中山家中的吴仲旻在饭桌上接到电话,但后大叫起来:“妈咪,我中标了!”
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设计投标时,如果以公司或团队的名义,作品的署名应该是公司或团队。张强是用自己的名字进行投标,因此,他请向吴仲旻这样的学生进行松散的设计合作,如果在投标前没有签订作品署名协议,一旦中标,署名就会成为复杂的问题。
年轻的吴仲旻当时并未在意。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首次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奇怪和不安。知道中标消息后的第二天,他留在公司的原创草图“不翼而飞”,而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这是证明作品已出的最好物件。
署名权的谈判
一位平面设计界的设计师形容,设计师们非常注重作品(尤其中标作品、得奖作品)的署名权。“奖项与中标能代表设计师的专业水平、地位与名誉;能代表政府与公众的承认;而且中标者更容易获得相关的后续设计的机会。”
吴仲旻心里其实早已认定自己是这个标志的主创者。在他看来,这个形象从设计、制作到完稿都是他独立完成,只有色彩是张强与张毅有所参与。
但在后来与张强协商署名权的过程里,吴仲旻说他没有在意第一署名权,“即使张强是第一作者都可以。”他觉得,毕竟这个机会(参与最后的提案竞逐)是张强提供的,后者又曾是他的老师,带过他,两人关系一直很好。
中标一个多星期后,吴仲旻从中山赶回广州,根据专家意见将中标稿修改成后来发布的亚运会会徽后,便开始与张强商讨署名权问题。第一次是几个人都在场的讨论,吴第一次提出成为核心署名的要求,张强没有表态。
离26日标志发布期越来越近,吴仲旻两次约张强商量。按照吴事后描述,张强多次强调,政府、评委会“默认我就是这个会徽的作者,你不可能是这个标志的核心设计师”,并表明吴放弃争取的话,今后在事业上会给予各种支持。
“当时我的要求并不高”吴说,权衡之后他也只是希望能得到官方的署名证明,以及在公开场合提到亚运会会徽作者时都会出现自己的名字。会徽正式发布的前一天,吴仲旻与张强终于达成了协议。
吴事后形容,“时间紧迫,闭着眼睛,签了一份自己都没看清楚的协议。”
记者从这份协议上看到,吴仲旻被称作“众家公司的核心设计师”而非他一直诉求的“亚运会会徽核心设计师”。协议上还规定,除2006年11月26日标志发布外,在以后发布该徽标署名权的正式场合,需出现设计者个体署名时,以张强、张毅、吴仲旻、李陈嘉为序列的名字必须同时出现——“张强认为,12月26日大会宣布他是设计者,他无法控制,但其他场合可以。”吴解释道。
但吴仲旻还是失望了。11月26日发布会以后,官方网站上宣布亚运会会徽创作者,“创意、设计”是张强,其他三人是“参与设计”;在各大媒体的报道里,徽标的创作者都是以张强的名义出现;在个别报刊的长篇报道里,张毅告诉记者,这个会徽是张强率领的8人团队的奋斗结晶。
吴仲旻说,唯一所有人都露面的机会,是胡川妮、张强、张毅、吴仲旻、李陈嘉都参加的一次网络访谈里,不过最后在网络上公布的是胡川妮、张强的内容,也唯有在这次访谈里,张强盛赞了吴仲旻,但始终没有向观众提过,吴是这个徽标的设计制作者。
12月6日,记者多次拨打张强电话,欲征求上述事情。但张以“不方便说话”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最后的选择
11月28日,吴仲旻看着受伤的一大堆报纸,非常后悔。自己签署的协议导致了今天署名权旁落,“乃至落到张毅后面”的局面——张毅是张强的妹妹,也曾在日本留学,现是众家设计公司的视觉总监。但吴仲旻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不公平的协议,张强的承诺还是没有做到”。
从28号开始,吴仲旻与父亲,连续两次在广美附近的酒店和张强夫妻、张毅谈判,感觉被愚弄的他还在争取那一点点权利。“至少我的名字不应该落在张毅后面。”他强调说。吴的父亲则告诉记者,在争议的那些天里,他们受到了不同方面的恶意性质的压力。
他也不甘心只获得“参与设计”的名头,希望至少能与张强一起,并列成为亚运会会徽的主创者。
就在唯一有众人露面的那次网络访谈中,会徽评审团评选主任胡川妮公开肯定了吴仲旻的才华和对徽标的重要贡献。在会徽正式发布前一周《南方都市报》曾率先报道广州设计界内有声音至一会徽有抄袭5月份‘举办的“网游动漫总动员”火炬创意之嫌,而吴仲旻的设计制作过程,“从一个侧面反击了流言,反映出创作者并没有抄袭”她说。
不过,胡川妮并不认同吴仲旻的申诉作为。“这次亚运会会徽的评选活动有其特殊性,吴仲旻的参与方式令他失去了创作者署名的机会。”她向记者解释,如果吴仲旻是在8月15日(向社会征稿的截止日期)前提交这个“羊”的提案,他就可以获得以作品的独立身份署名;但后来张强被有关部门制定再设计时,无论两人是否有合同关系,通过张强提交的作品最后署名都只能是:张强
在广州《十一五规划纲要》里,创意产业被列为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被认同为亚运会会徽的设计者以后,张强和他的众家公司,在这个有志于成为中国“设计之都”的城市里,已成为海归创意产业的明星。
熟悉行业的人士表示,在设计行业,个人署名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个人创作。一个署名的合法与合理性,关键在于创作参与者之间事先的协议是否清晰。而对于青年设计师们来说,自己创业,还是先依附有行业资源力的团队、“老师”,通常是一个艰难的衡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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